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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城市

                      2020-01-02 19:34

                        放弃(abandonment)问题的近因是传统的对个人歧视(同样的服务对不同的人收取不同的价格——服务的需求、供应和市场都相同)的管制性禁止。而这正是有效的依靠管制征税的方法。由于高使用率设施的用户比低使用率设施的用户成本低,所以对取得同样服务的前者应收取较低的价格,但反对个人歧视的规则却禁止这样做。假设有两条同样长途的铁路,它们运载同量的货物,而且维护它们的成本也相同(为什么我们忽略了其修建成本?)。但一条铁路有10个托运人而另一条铁路却只有1个托运人。如果为了避免个人歧视而强迫铁路对11个托运人收取同样的价格,那么低使用率铁路上的托运人支付的运费只是两条铁路的总成本的很小一部分,而如果铁路停止为他服务,那么一条铁路线的成本是能够避免的。现在,法律已允许铁路公司对低使用率路线的用户收取附加费用。允许这种附加收费减少了交叉补助(cross-subsidization)量——但也减轻了允许放弃市场的压力。我们很难在经验研究上将内部补助与有效率的定价区别开来,尤其是在像电话这样的网络性公用事业中更是这样。在电话公用事业中,用户越多就越有价值(如果电话网中只有一家用户,那它就没有任何价值)。由此,新用户的增加将对现存用户带来好处。为了使用户达到恰当的数量,就应对现存用户收价高些而对新用户收价低些——也许会低于边际成本。但如果电话公司这么做,那么由于它没有向远离最近的当地电话局的用户收取加价,所以它看起来正在用从其他用户处取得的收益补助那些用户。低成本市场对贪图他人利益者有吸引力,而他将搭乘电话公共事业的便车。对这种贪图他人利益的反对看起来像是内部补助的理由,但实际上它是为一种有效率的定价制度——即允许外在收益内部化的定价制度——进行辩护。内部补助对电话行业中的以很高的长途电话费率收入来补贴价格很低的市内电话服务是很重要的。长途电话的高费率吸引了新进入者进入长途电话市场,从而使在该市场中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费率下降;并且随着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长途电话营业和市内电话营业的分离,内在补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了。由于这种分离,长途电话费率已下跌而市内电话费率已上涨。这种解除管制的分配效果如何呢?穷人由于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基本电话服务费而受到损害。虽然他们不常使用长途电话服务从而不会直接得益于较低的长途电话费率,但他们间接地受益于使用长途电话服务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价格的下跌。然而,他们几乎不会得益于有别于商务用户的个人付款长途电话更低的费率。12.8过度竞争

                        3.11财产权转让中的问题为了促进资源由较小价值用途向较大价值用途的转移,财产权在原则上应该是可以自由转让的。这一原则必须要被限制,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注意可分所有权是如何在没有有效限制的情况下妨碍财产权转让的。如果有50个人为一件财产的共同所有人,那么财产的出售就要求他们在价格和互相间的收益分配问题上达成协议。这样,就会产生坚持不合作问题。原始社会精心编织的亲属关系网络是为什么权利在这样的社会缓慢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效率要求财产权是可转让的,但如果每一件财产都有许多人主张权利,那么转让就难以商定。

                        以上的分析也为对丈夫财产中妻子的那一部分(现行法律规定为全部)财产免除遗产税提出了经济理论的基础。妻子从其丈夫处继承过来的部分财产,代表的是她自己的收入积聚(虽然这种收入通常是估算的而非现金的)。而且,丈夫去世时,遗孀也可能已经不年轻,假使她在丈夫去世后不久就谢世,那么就会在短期内造成对丈夫财产的双次课税(这样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法律的经济分析》理查德·A·波斯纳著   

                        案件PL($)PL($)B($)

                        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在交易成本高的领域内对有效率规则追求的压力就更大。在交易成本低的领域内,当事人可能会不太用心地依无效率的规则订立契约以至不会提起诉讼对该规则提出挑战,从而就没有机会对此进行重新审查。但这一观点是基于这样的论据,即普通法对效率的倾向与司法激励无关。这些论据将在21.4中讨论。  《法律的经济分析》理查德·A·波斯纳著   20.1作为资本品的先例集在本书第二部分所讨论的普通法规则中,大量的都是法官制定的规则,而非成文法的规则;而且,即使在成文法领域中,许多特定的法律义务规则也都是法官对概括性成文法语词的注释。判例法规则是依服从先例原则(stare decisis)进行判决的结果。案件被审判后,其判决就成了一个先例,即一种以同样方法判决相同案件的理由。单一的先例是单薄无力的——它容易在以后被同级其他法院、上级法院、甚至是同一法院所忽视或否决,但有关同一问题的先例积累(accumulation ofprecedents)就会产生一个实际上具有明确成文法规则作用的法律规则。

                        9.3垄断的效率后果回首前面的图9.3,我们就会发现垄断条件下的产量要比竞争条件下的产量小;即q代替了q”。这是因为垄断价格使某些消费者使用其他替代产品,即价廉物美的产品。替代涉及价值损失。通过以下假设,我们能最清楚地明确这一点:每一垄断产品都存在有一种相同于垄断产品的替代产品,只是生产它要更高的成本,从而使其价格高于垄断产品假如以其竞争价格销售时的价格,但低于垄断价格。那么,垄断的作用就是使某些消费者通过转向比垄断物品花费更多社会成本才能生产的物品而满足其要求。其增加的成本对社会而言是一种浪费。

                        人们不可能像判断自愿交易能增进效率那样来对这一问题有同样可信的了解。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交易在其被认为是有效率之前确实是自愿的——真正自愿的意义是所有的潜在受损者都已得到全部补偿——那么我们将没有机会作出效率判断,因为像这一意义的自愿的交换几乎很少,我们由此将会背离帕累托优势。一种可选方法是卡尔多-希克斯意义上的,它的精神在本书中被大量运用,这一方法是要试图估测,在自愿交易已是可行的条件下,帕累托优势是否会出现。例如,如果问题是将清洁的水用于造纸是否比用于划船更有价值,通过利用任何有助于我们的数量性和其他数据资料,我们可以决定在一个零交易成本世界中,造纸行业的老板是否能从船夫那里购买这一有争议的用水权。这一方法试图在强制交换发生的环境中重构与市场交易相似的条件——换句话说,就是模仿和促进市场的形成。以试图估测交换是增进还是减低了效率的法律制度为后盾的强制交换,同市场交易相比就不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分配资源的方式——在此的前提是市场交易是可行的。但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为此要作出的选择是:一个必需的十分粗糙的受法律管制的强制性交换制度,还是一个更为无效的禁止所有强制性交换(后者可能意指所有的交换,因为它们都有一些第三方效应)。在应用卡尔多-希克斯概念时,除了证据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在一个显性市场中,交易双方都对其进入市场得到补偿。如有一方得不到,即使不在严格意义上,交易也不会是自愿的。但是,如果当法律制度(援用“公害”的概念)以被告行为价值低于由公害引起的邻近土地的价值下降为由要求终止公害,被告就得不到补偿。法律强制的交易比市场交易促进幸福的可能要小,因为(得不到补偿的)受损者的痛苦可能超过获利者的快乐。并且,如果模仿市场结果的法律努力并没有促进幸福,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为之辩护呢?简言之,什么是与帕累托优势的功利主义或与偏好有关的伦理基础相对应的卡尔多-希克斯概念意义上的伦理基础呢?一个答案是,财富使之成为可能的那些东西——不仅有奢侈品,还有闲暇、现代药品,甚至包括哲学知识——都是大部分人幸福的组成部分,所以财富最大化是效用最大化的工具。这一答案将效率与功利主义联系起来。将效率与其他伦理概念联系起来的答案将在卡尔多-希克斯方法或财富最大化方法所遇到的特殊问题(虽然这一问题与前面提及的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依赖于现存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制度的观点密切相关)产生于这样的情况:交易的对象是当事人一方的大部分财富。假设我拒绝他人支付10万美元买我的房子,但其后政府将它没收了并且只付给我5万美元,这是它的市场价值。进一步假设政府愿将房子以10万美元的价格卖还给我——这对政府而言是不值那个价的,尽管它的价值超过5万美元——但我既没有也无法筹借10万美元。在我和政府之间,房子在谁的手中更有价值呢?思考这一难题时,我们必须记住,经济学家使用的“财富”一词不是一个会计学概念,它是以人们将什么作为代价(放弃他们拥有的东西以换得需求)来衡量的,而不是人们实际上为之支付了什么。这样,虽然闲暇不能买卖,但它有价值并且是财富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闲暇具有隐性或影子价格(implicit or shadow Price)(如何计算?)。甚至显性市场创造的价值高于在其中所销售的物品的价格。让我们回到图1.2看看,注意如果销量较小,价格就会较高,消费者明显地愿意对一些产品支付更多,他们也由此能因以竞争性价格购买它们而得到价值。这种价值也被称作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参见9.3),它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

                        20.2先例的生产

                        (1)垄断者从创新(innovation)得到的收益较少。他已从可利用的消费者剩余处得到了大量的益处;而可能成为垄断者的竞争性企业通过创新是不可能得到这些收益的。(这一观点是适用于产品创新还是仅仅适用于方法创新呢?)(2)垄断者因不创新造成的损失要比竞争企业因此造成的损失小。竞争企业可能会破产,而破产要比仅仅不赢得可观的利润成本高,因为这里存在着无谓的破产成本(在(3)企业在其创新能力上是不同的。如果市场上存有一个以上的企业,那么市场就更可能至少含有一个高于平均水平的发明创造者,并且他将引起发明创造率上升。

                        《法律的经济分析》理查德·A·波斯纳著   2.1 历史 大约30年前,法律的经济分析几乎是反托拉斯法经济分析的同义词,尽管在此也存在一些对税法(例如亨利·西蒙)、公司法(例如亨利·梅尼)、公用事业和公共运输业管制(例如罗纳德·H·科斯和其他人)的重要经济研究工作。反托拉斯案件的记录为商业实务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经济学家们由此开始发现这些商业实务的经济理性和结果。他们的发现当然会对法律政策产生暗示作用,但他们所做的工作与经济学家们传统上所做的工作基本上没有差异——试图解释显性经济市场的行为。 反托拉斯法和显性经济市场其他法律管制的经济分析依然是一个繁荣的领域,本书也对我们所知道的上述领域的重要进展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是,“新”法律经济学——过去30年来新发展起来的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的分析,包括侵权法、契约法、赔偿法和财产权法等普通法领域;惩罚的理论和实践;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立法和管制的理论和实践;法律实施和司法管理;以及宪法、初民法、海事法、家庭法和法理学。 

                        2.如果一部法律是不明确的,预期的违法者就将以两种几率来折算其与处罚成本:他们的违法行为被发现的几率(参见7.2)和他们认为规则适用于他们所从事行为的附加几率(这种几率比1小得多)。这样,法律的威慑作用就减弱了。而且,规则的不明确性会产生一种将合法行为视作违法行为的危险性。由于法律的威慑作用取决于非法行为和合法行为之间预期处罚成本的差额,所以以上的危险性就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威慑作用。它还将阻止某些合法行为,正如我们在以上分析还表明,一般而言,如果与民法相比较,我们更不能容忍刑法的不明确性。我们可以从

                        如果一个买方愿意从单一的卖方处取得其特定物品的所有需求,那么卖方就将由此对其供应取得一种垄断。但如果符合以下三个条件,那么买方就不会支付任何高于竞争价格的价格:有几个卖方处于同样地位向他供应;达成垄断期间有效契约的成本不具抑制性;卖方没有达成共谋。然而由于众多卖方将互相竞争着提供有吸引力的契约,所以契约价格也就成了竞争价格。但假设一旦已取得契约的卖方开始履行契约,任何其他人进入作为买方的供应者这种位置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为什么可能这样,参见12.1)。在这样的情况下,买方就将需要长期契约以保护其免受垄断定价,而长期契约可能涉及成本很高的不可改变性(参见13.7)。在耐用物品垄断化方面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困难,最鲜明的例证是土地。如果一个人拥有美国的所有土地而想以能使其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出售,那么像任何其他垄断者一样,他将会把价格定于只有一部分土地被购买的水平。但一旦这一销售完成,他就会积极地开始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其剩余部分的土地,直到最后所有的土地都被出售。由于人们知道这些,所以他们不会向垄断者支付开价,而由此垄断化的企图也将会失败。钻石也是耐用物品,而它的生产仍长期为限制产量和收取垄断价格的国际卡特尔所控制。但它不像土地,钻石是可以被不断生产的。如果有一年钻石卡特尔增加生产和削减价格以竭力取得社会中原无力支付钻石价格的部分顾客,现存的每一钻石的价值就会下降。这样,由于卡特尔已表明其不可靠性,所以它就永远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收取很高的价格。即使是土地垄断者也能可信地限制其产出——如果他出租而不是出售土地。如果在已出租了他的一部分土地后,他就会开始以更低的价格出租和出售其另外的部分,而为了展期而延长租赁时他就不可能收取很高的垄断价格了。由于知道他会积极遵守其初始产出限制,所以买方就不太怕支付全部的垄断价格了。

                        以下各章将表明,科斯、卡拉布雷西、贝克尔和其他先驱者们的见识是如何通过归纳、经验性检验和与“旧”法律经济学的结合而创造出一种极具解释力和经验支持的法律经济学理论的。这种理论具有规范和实证两个方面。虽然经济学家没有能力告诉社会它是否应该设法限制盗窃,但经济学家有能力表明允许无限制的盗窃是无效率的,从而通过表明为取得一种价值而必须牺牲另一种价值--效率--的程度而阐明价值冲突。或者,将限制盗窃作为给定的目标,经济学家可能有能力表明:社会为努力取得其目标而使用的方法是无效率的——社会可以使用其他不同的方法而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有效的预防。如果更有效率的方法并不损害其他价值,即使它在社会价值层次上是低效率的,这种方法仍然是值得社会追求的。 

                        20.4服从先例原则前一节的讨论表明了(除法官私利之外)遵循先例进行判决优于在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重新审塑每一案件的理由。后一种方法相似于依概括性标准进行判决;它既有前一节中讨论的缺点,又有下一章中讨论的与极大的不确定性有关的程序成本。这表明,某一国家的成文法典越综合、越具体,我们就越难发现其对服从先例原则(stare decisis)的重视;对大陆法国家法制实践的偶尔观察都能支持这一预言。我们还可以预计,而且我们确实发现,社会变迁越快,我们就越难以严守服从先例原则。社会变迁使许多先例变得不太恰当,甚至使有些先例不再正确。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先例都会急速贬值,但前一种先例只是不再被援用,而第二种先例却必须被否决。严格服从先例的原则必将极大地削弱旨在规范社会行为的法律规则的效率。遵循先例进行判决的制度还有另一种经济化特征:它通过促成案件当事人和法庭使用以前案件(通常以相当大的成本)所产生的信息而降低了诉讼成本。如果20个案件中的判决都认为,在繁忙的铁路交道口设置电子信号灯是一种必要(成本合理)的预防措施,那么有关第21个案件审判费用相关成本和价值的知识所取得的边际收益就可能小于审判费用。当其实际前提被诉讼中的重复试验所证明为合理而使证据和辩论的附加支出超出其所产生的附加知识的价值时,普通法的规则就产生了。然而,相关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变化越快,附加知识的价值就越大,从而使严守先例的必要性下降。服从先例进行判决这一原则的权威性和信息性方面同时表明,只有在高度稳定的社会中,我们才能自始至终地坚持这一惯例。  

                       
                      责编:许志卫